1822年6月，歌德又去马里恩巴德，在莱佛佐太太家住了5周。“美丽而忠实的女儿”常陪“父亲”散步。温泉区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，云杉树高耸。随着初夏气温升高，诗人的内心也渐渐炽热，他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乌尔莉克。
1823 年2月，歌德患了场大病，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后，诗人也夺回了一颗返老还童之心。这年6月，歌德第三次到马里恩巴德疗养，并入住在莱佛佐太太家对面的“金葡萄”旅社。一起疗养的人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位74岁的老翁一改平日沉默寡言、神色严峻之态，直至深夜还和女人们一起蹓跶，并在舞会上翩翩起舞——昔日的“维特”又回来了，不过这次带来的是“老年维特的烦恼”。
陷入爱的漩涡之后，歌德像个情窦初开的男孩，刚一听到林荫道上的笑声，就放下工作，不戴帽子也不拿手杖，急匆匆跑下台阶，去迎接那个活泼可爱的乌尔莉克，像个少年似的向她献殷勤。
火山般的情感震颤，内心难耐的激情，歌德决定解决这一切——娶19岁的乌尔莉克为妻。7月，魏玛公国的卡尔·奥古斯特公爵抵达温泉区，歌德请他帮忙。公爵只好身披绶带，代诗人向少女求婚。随后，是母亲的语焉不详，委婉敷衍。再随后，是乌尔莉克一家从马里恩巴德去了卡尔斯巴德，歌德亦尾随而至。8月28日，诗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74岁生日。
9月5日清晨，秋风习习，在揪心等待、不明所以的情况下，歌德离开卡尔斯巴德返回魏玛。
马车滚滚向前，原野一片寥廓，一如老人的孤寂之心。歌德纹丝不动地坐在车厢里。随后几日，在马车里，在驿站中，歌德一直都在写诗……到达魏玛时，一首诗完成了，这就是晚年歌德最沉雄有力的抒情诗——《马里恩巴德哀歌》。
没有什么比不幸的爱情更让人同情，尤其是垂暮老翁的孤独之爱。我们完全可将歌德的暮年之恋，理解为一个诗人激情人生的惯性使然，一种生命进入黑夜前的回光返照。但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。实际情况是，歌德不仅是在恋爱，而且还向少女求婚，他要改变“生活”，实现一种“生活的”自由与冒险。
这其中，英国诗人拜伦对其的影响至关重要。
就在1823年7月，歌德陷入苦恋之际，35岁的拜伦放下《唐璜》的写作，自意大利海岸出发，前往希腊，献身希腊抗击土耳其的解放斗争。临行前，拜伦给歌德去了封信——在马里恩巴德，歌德展读这封感人肺腑、宛如临终“告别”的信件时，备受感染。拜伦闪闪发光、彻底自由的形象，在歌德情感紧张的日子里，促使他最后决定：向少女求婚。
实际上早在几年前，拜伦金光闪闪的身影掠过欧洲时，歌德就感到震惊。古老的欧洲，经过那么漫长的年代，才第一次等到一位艺术家，他的生活比他的创作更光辉夺目。面对这位异邦的年轻诗人，在情感和作品上，歌德颇具自信；但在生活的表层方面，诸如爵位、财产、女人、决斗、突变、旅游等，歌德就自叹弗如——他太小心翼翼、克己内敛了。
迟暮之年，诗人在“生活上”想孤注一掷，作出最后的搏击和抉择。
但歌德失败了，生命陡遇黯然神伤、悲怆哀诉的时刻。诗人求婚的失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诸多传记一直没有明晰的交代。
歌德去世后，乌尔莉克还活了67年，直到95岁离世。乌尔莉克终生未嫁，年老时，有一次她证实：当时只要母亲同意，她当然会接受歌德的求婚。
“当一个人痛苦得难以言语时，上帝让我倾诉我的烦恼。”激情受阻，痛苦涌出，歌德的智慧在于——他果然断念，选择了克制，并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痛苦，让痛苦开出花朵，让爱欲变成诗歌。
茨威格有言：《马里恩巴德哀歌》是一首“献给我们的奇妙的歌”，是这位74岁的老人晚年最深沉、最成熟的诗作，恰似西下的夕阳散射出绚丽之光。
忠实的旅伴，让我留在这地方吧，／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岩石边、沼泽里、青苔上！／你们去吧！……我已经失去一切，也失去了我自己，／不久前我还是众神的宠儿……他们逼我去吻她的令人羡慕的嘴唇，／然后又将我拉开——把我抛进深渊。
茨威格进一步评价：“从此以后，在德国的诗歌中，再也没有把情欲冲动的时刻描写得如此出色——如同歌德那样，把最亢奋的感情倾注进这样强有力的长诗中。”
在自传《诗与真》中，歌德说过，每当遇到爱的苦痛，他总设法将它“转化为一幅画，一首诗，并借此来总结自己，纠正我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念，并使我的内心得到平静”。
纵观歌德一生的创作，耐人寻味的是，许多名篇都与女子的恋情有关：如凯特卿之于田园诗剧《情人的脾气》，夏绿蒂·布夫之于小说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施泰因夫人之于诗剧《伊菲革涅亚》、《塔索》，玛丽安娜之于诗集《西东合集》，米娜·赫茨利帕之于剧本《潘多拉》、《十四行诗》和长篇小说《亲和力》，乌尔莉克之于爱情名诗《马里恩巴德哀歌》。
作别乌尔莉克的爱情，完成《马里恩巴德哀歌》之后，歌德永远告别了爱的激情，进入心境平静、勤奋写作的暮年……
此后9年，直至83岁去世，歌德以惊人的毅力，写完了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和《浮士德》——在最后年迈体衰，写作《浮士德》时，歌德有时一天只能够写出巴掌大的一小篇文字，但他一直在坚持。
这不得不令我们心生敬畏：暮年之恋，梨花乍现，转瞬间零落，但在艺术之树上却自成硕果。在“欲念”和“断念”之间，歌德勇敢地选择了“断念”；“断念”之后，诗人又全力以赴，催促精神使命的最终“完成”。
令我感叹的是，在歌德的时代，内心深具痛苦的人，还有一个伴侣，还有一个古老的安慰者——那就是上帝。爱情消失，尚可哀告，尚可追忆，回忆也真切，语言和记忆也还可靠——心灵的创痛，紊乱不堪的思绪，也可变成水晶般明净的诗歌。
20世纪以来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，人类的心灵也变得狼藉——同是回忆马里恩巴德，无论是罗布-格里耶的小说，还是阿伦·雷乃的电影——在《去年在马里恩巴德》中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无端端的诉说：男人说起去年他们在马里恩巴德相处的各种细节，但全都是他虚构出来的，最后，女人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……战后的世界文艺，大多弥漫着虚幻之光。
记忆，再也不是歌德手中顾盼爱情、缔造诗歌的圣洁工具，其本身变成了母题，变成了分析和描摹的对象——梦境与现实的混杂，过去和现在的暧昧不明，隐藏在这一切之中的深刻本质，是生命已成为透明的虚空。
